增城抗日国民兵团的始末历程

 

　　       抗战中期，国民党在战事拖长、国计民生交困、逃兵日增，而兵员征补困难的情况下，便筹划制发国民兵身份证，以图控制兵源，防止逃兵，并借以查防奸伪。乃于1942年春，令饬各县选送1~3员干部到省军区开办的兵役讲习班受训。增城当时虽非征兵地区，也派去一人学习，回来传授兵役训练班所讲述身份证之制领颁发办法。参加学习之各乡乡副队长，结业回去后，将全乡之国民兵（18~45岁之壮丁）编列清册，送县政府兵团部核明后，即如数将盖有县印的身份证空白本发至乡队部，按规定填发每人一份，（每份需缴纳手续费一角）。由于战时个人行动常有军警检查，随身备此证，即可通行无阻，因而，一般都乐于价领。1943年春，曾执行上级规定，在正果附近几个乡，于交通要道隘口设置盘查哨，查拿逃兵、逃丁，及防范敌伪、匪、奸（兼指共产党人）等等，可是，竟有哨兵乘机勒收行人茶水费等巧立名目，故此该哨短期即行停止了。国民兵身份证之制发，由1942年冬开办，至1943年夏完成。而身份证之使用，至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遂自动废弃。

 

 

　　（1）县自卫队每年由各乡征调新兵入伍时，由于队兵生活艰苦，曾照中签当征，但大多数都以高价（为）雇人顶名入伍。当时每名受雇者大约索取稻谷七八担（每担百斤）左右，掌兵团部的副团长及自卫队的队长，互相勾结朋比为奸，便乘机少要人，每名改收稻谷五六担之贿赂，这样分肥中饱。另方面公开吃空额，兵团部及两队的官佐，每员都吃空额一名，中队长、副团长还吃三至五名之多。还有逃亡的士兵，既不上报，也不下追，一并吃了空额，贪污成风，实属可耻。

　　（2）兵团部对国民党颁布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颇为重视。对共产党人常用“诱叛”、“自首”（自新）的手段进行分化，瓦解。如1943年冬至1944年秋间，先后派队将汤自持、宋小玲、王若冰、王世模等十多人（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进步人士）拘捕来之后，加以恐吓煽骗，甜言蜜语，软化他们，迫使他们写“悔过自新书”，需有三人以上担保才能释放。

　　（3）兵团部为了使共产党人没有自由活动和自由居留的权利，曾在灵山尔迳、正果各地，乘黑夜派自卫队会同防军包围起来，禁止行人通过，突击检查户口，逐家逐户细密检查，如发现嫌疑人物，武器、进步书籍等，即行扣留查办。如王若冰是正果附近的一位女青年，就因她寝室藏着不少进步书籍和革命刊物，因而被捕的。圭湖乡有几支七九步枪，两支驳壳手枪，也是在检查户口过程中收缴的。

　　       1944年夏末，广州日寇向外围扫荡，以约一个大队兵力进犯派潭、正果地区。我们事前早就知道形势危急，兵团部即派干员到各乡发动组织常备的自卫武装。梅南乡长温潮伯首先响应，兼团长李友庄即派他临时编成梅都自卫大队，以温潮伯为大队长，陈冠中为副大队长，利用当地轻机两挺，步枪数十支，以小迳鹅兜为根据地，同时与当地共产党员陈李中的游击小队联成一气，扩大到近百人。此时派潭日寇不时从黑山方面炮击县府所在地东洞，迫得县府大部分人员物资撤入西坑。梅都自卫大队不仅协同防军保卫了东洞，而且与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紧密合作，一致抗击日寇，保护了山区人物安全，保护了县仓谷少损失，保护了农民收割。

         迨东江纵队邬强部开抵梅都山区，梅都自卫大队，就有了更有力的后援。一次两部队共同派出小部队在鹅兜邓村附近埋伏，企图生擒敌人。结果俘虏汉奸一名，在收队回来之际，日寇增援部队前来，发生战斗，遂把该汉奸打死。自此之后，敌人不敢轻妄进犯山村，自卫大队的声威大振。日寇退出派潭，自卫大队尾追其后，首先进入派潭维持治安，大得人心。这也说明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好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抗战就必有成绩。

备注：①第一任兼团长周天禄，增城湴村人，海军学堂毕业。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海军学校校长和海军司令。陈炯明背叛革命时，他受陈的指使，是第一个开炮轰击孙中山先生的总统府的。陈败后，周亦隐匿十多年，至抗战开始，得其旧属香翰屏等保举，东山再起，响应当年抗日全国总动员的号召，参加抗日救国，在增城联系各乡实力派，并与151师师长林伟俦交好，在战地残破之余，努力撑持，尽了一些力量。居常与僚属谈及过去，曾慨叹地说：“丢那妈，鬼估到会这样呀！——真枪实弹竟斗不过空大炮”。意指当时陈炯明有枪杆，却败于孙中山先生的笔杆。

　　②余汉谋部下的张瑞贵63军，在增城东洞设有指挥所（指挥官李荣梧）利用地方武装，组织所谓随军杀敌队，只编徽号，并无粮饷给与，地方实力辈则夤缘而起，一时风起云涌，扩编至二十多个中队，其大、中队长之较著者有朱兆康、张金声、范广权、张永馨、刘炳、周文权等。其实这些队伍武装，多来源于国民兵队，不过是改变其名称，争取指挥权而已。但这些杀敌队多在广增公路两侧，趁机经商，护运货物出入口图利，或收取税捐，走私者亦大有其人。至于对收集敌占、敌扰区的地方武装，免为敌伪利用，转而增强抗战声势，还起到了某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