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棍棒”下的积怨 大敦村的打工仔由几百人到几千人再到8万人；工厂老板也大都从“广州老板”变成了“外地老板”（服装利润大降，本地老板转行，将厂房租给了外地人）。外地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40余名治保员在执法时，还是动不动就挥舞棍棒，打人或罚款。钱娟在大敦村工作生活已有20年。她称，这几年，治保队员执法要比过去收敛了一些，但“还是粗暴，完全称不上文明执法”。 “治保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敛财。例如，外地人购买摩托车后，不能在大敦村内行驶，必须得去治保队办个“大敦牌”，“否则，抓着就罚款，最少200（元）”。倪军等人说，掏50元办个“大敦牌”也成，但办“大敦牌”须有本地人担保。“这一条件太苛刻了，简直就是歧视，本地人压根就不愿意为我们担保。”为此，他们必须出钱（1000至1500元不等）让本地人代办“大敦牌”。 “还有就是无休止的罚款。”四川籍老板徐军称，他几年前曾买了一辆三轮车，因无法办理“大敦牌”，“一天被抓好几次，每次都要罚，少则100元，多则300元。”后来，他交纳了1000元“保护费”（有效期1年）才避免被重复地抓、罚。“摆地摊的，抓住了也是罚款。”大敦村街头水果摊主王玲夫妇称，曾两次被治保员抓住，被扣了车（三轮车），“必须要交200元钱罚款才会让你走。” 村外人也在抱怨。那些没有“大敦牌”的摩的司机称，被抓住少说200元，不交钱就扣车，你反抗，他就打。为此，很多摩的司机称：“若不是这次治保员被群众打跑了，我都不敢带你进（大敦）村的。”据公开报道，大敦村治保队员2009年曾因查处摩托车挥舞钢管将他人打成了脑震荡。有人还称，治保队借故敛财“简直都疯了”。有企业老板与务工者称，生意清淡时，几个人围在桌子前玩几把小牌，“5角钱一局的”，也被治保员抓去了，把人关在治安队办公楼的楼梯拐角处，要么关你3天，要么家属拿钱来赎人。 有些女性务工者描述了治保员查暂住证（现为居住证）的粗暴：他们不敲门，一脚把门踹开。而有些企业老板说，前几年收治保费与卫生费时，治保员“收债一样的凶相”。在大敦村，外地企业老板每年都要向治保队交纳一定数目的治保费与生活费。具体金额依厂房面积与区域位置，数额由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不过，他们称，治保员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会查你的摩托车，一样会收拾你”。 一直以来，不断有人质疑治保员执法合法性，“他们罚款不开（罚）单”。多年来，有人投诉到了政府，也找过媒体，“但均没结果”。有群众很疑惑：大敦派出所就在大敦村内，安保工作为何还要交给治保队？就此，新塘镇委书记刘观佑告诉媒体：城中村警力不足，所以有的村子才花钱组建了 “治安联防队”。不过，有知情人却分析：有治保队在，一年就能收几千万元的治保费；若警方负责片防，再收钱就师出无名了。 早报记者在大敦村见识了“大敦牌”，从牌号上判断，“大敦牌”至少已发放了3500多块。公开资料显示：大敦村内车辆一律要办“大敦牌”，这一规定从2007年6月就开始实施了。村治保队竟然会有发车牌的权限？当年，就有媒体找到了当地警方，得到的答复是：属村内的事，不会干预。 大敦村治保队的“江湖” 综合知情人的各类信息，大敦村的治保员，以前都是大敦村本地人，多数系“当兵退役后，进入治保队的”；后来，随着大敦村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很多本地年轻人不再愿意巡街了，于是，大敦村开始从新塘镇的其他村子招聘治保队员。新塘镇委书记刘观佑也曾称“治保队（也称‘治安联防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治保员在大敦村的权力“很广也很大”。他们不但巡街、抽查居住证，还充当着车管、城管与交警的职能，抓“黑车”，驱逐地摊贩，罚款。 钱娟说，大敦村治保员的工资不是很高，“每月在2000至3000元之间”。但这份差事“不差钱”，“他们罚款，不开（罚）单。”不过，这笔钱，治保员与治保队之间具体如何分成？有人说，是要上交给治保队，拿提成。不过，治保员的罚款太随意，那些事主没做什么抵抗就闷声交了钱，治保员也难保不会将罚款装入自己的口袋。对于治保费与罚款的去向，大敦村一些本地村民也认为这是个灰色地带，容易滋生腐败。（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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