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6月10日21时许，四川籍孕妇王联梅在增城市新塘镇摆摊，治保会工作人员与其发生冲突。在将王联梅送医院检查时，现场聚集上百人向镇政府工作人员以及警车和处警人员投掷矿泉水瓶及砖块，并从超市门口逐步向派出所聚集，导致多辆警车和私家车损坏。冲突持续三天。吸取增城新塘镇“6·11”事件的经验教训，切实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维护好群众利益，增强广大居民、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冲突根源是“社会生态恶化” 比起所谓地域冲突，一些地方官民之间的冲突更为主要，更为典型。 新京报：广州增城治安员与孕妇冲突，引发了持续三天的群体事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流动时代要唱好外来人口与当地人融合的大戏，怎么看这种分析？ 郭于华：这场冲突虽然在事态扩大之后，表现为四川籍外来人口与当地人的冲突，但比起所谓地域冲突，当地官民之间的冲突更为主要，更为典型。 新京报：为什么？ 郭于华：治安管理员与摆摊孕妇之间的普通冲突，能够演变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据媒体报道，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地治安管理人员长期以来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棍棒式、吃拿卡要式”管理，双方的冲突与怨气已经积累到了极限，借着这次冲突发泄了出来。于建嵘先生讲的“社会泄愤事件”，就是这个意思。说到底，这种冲突依然是权力引发的冲突。 新京报：那为什么表现为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冲突？ 郭于华：外地人多数是打工者，处于弱势和底层，各方面权利都比不了本地人，那些借政府力量“狐假虎威”的治安员，管的主要是外来人员；本地人多数是老板，劳资关系上的一些不满和矛盾也在累积着。一旦有事由作为导火线，处于弱势的群体就要进行发泄和抗争，表现出来的，就是外来人员与本地人的冲突。但实际上，还是城乡分割、权利不平等造成的冲突。 新京报：这里实际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外来人口在公民权利上的不平等，一个是在劳资关系上的不平等，两者都可以归结到权力的问题上吗？ 郭于华：对，归根到底，还是权力问题。劳资关系失衡，作为劳方的外来打工者利益得不到保障，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组织力量薄弱，没有能力与资方博弈和谈判，而这又是因为权力的施压，工人的诸多权利得不到保障。而最大的不公正，是权力和资本联手，强强联合，下层群体忍无可忍。 新京报：权力失范为什么就一定会引发问题，无法持续？ 郭于华：这就跟自然生态一样，在一个健康的自然界，生态链一定是完整的，强的和弱的都能生存。但有一种情况会打破这种平衡，比如外来物种的入侵，它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没有天敌，无限扩张，把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都挤占了，其他生物就活不下去。像这样的生物，可以给它一个比较政治性的词，叫“专制垄断性物种”。人类社会也一样，如果强者太强，弱者太弱，一定会出问题，在社会学上，这种情况叫“社会生态恶化”。 权力失范导致“社会生态恶化” “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畸形发育，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 新京报：什么叫“社会生态恶化”？ 郭于华：社会生态恶化，也称为社会失序，是指社会系统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如同人体的免疫系统疾病，功能丧失，堪称社会癌症。 新京报：“社会生态恶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郭于华：广州增城事件，就是“社会生态恶化”的一个表征。从更大的方面看，还有：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收入和财富分配有相当部分是以灰色甚至黑色的渠道获得，贫富悬殊的趋势不断扩大；丛林规则盛行于社会；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一些地方甚至为黑恶势力所渗透和控制；社会公平正义遭受侵蚀，司法缺乏公信力，社会底线失守；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高度失真，人们对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习以为常；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缺乏沟通，相互仇视……社会陷入不可治理状态。 新京报：所谓社会不稳定，是不是主要由这些引起的？ 郭于华：是的，很多问题直接导致了社会冲突事件的爆发。但是，高压式的“不惜代价、压倒一切”的维稳工作本身，往往治标不治本，而且由于以维稳为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维稳本身甚至就成为不稳定的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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