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例如抗战遗址亟须保护

石滩茶茶公主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8月15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举办了“从‘八·一三’到‘八·一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上海”工作坊会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会上做了“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主题发言，对30年来我国的抗战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

“前几天有人问，是不是现在抗战研究做得差不多了？我一听很震惊。”苏智良说，“我认为抗战研究非但不可以结束，战后70年是一个新的起点。”他感慨这一个星期来各地各台都在纪念抗战，但无论专家还是媒体，叙述不准确的地方“比比皆是”，“抗战研究要扎扎实实、要拿到国际学界、要传世，一定要谨慎。”


（2015年7月5日，江苏省南京市，几名小学生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 ）

研究力量仍薄弱

苏智良提出，尽管近年来国内有了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等专题性研究机构，但我国尚未建起全面研究抗战的国家级专门学术机构，“同行间缺乏必要的合作，也就难出精品。”

而在科研机构里，抗战研究也未取得应有的地位。在苏智良看来，抗战研究在一些省级社会科学院和大学的日本研究中心基本处于边缘化状态。“国内各高校拥有数十个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关于抗日战争的学位论文少之又少。”虽然本次工作坊里的讲者多为青年学者，但苏智良依然感慨现在抗战研究的年轻队伍还是太少。

他还强调，经费投入不足也制约着我国抗战研究的发展。“这几年（抗战研究）有几个国家重大项目，但我个人感觉还不是很够，应该达到类似‘清史’研究（的地位）。关键是抗战研究需要调查，这一方面我们欠缺太多。”苏智良表示，没有资金的保障，大规模的实证调查是无法实施的。

档案开放与实证调查仍不足

“中国已经失去了调查日本侵华暴行的良机。”在会上，苏智良直言，近30年来，在2000多个县实施耗资巨大的县志工程中几乎没有对抗战相关问题作深入调查，如本地被屠杀人数和名录、日军慰安所和“慰安妇”状况、被掠毁文物和图书状况等。而调查的实施，离不开充足的档案和资料。

在苏智良看来，国外专题性的资料馆有很多，如日本广岛原爆纪念馆就建有非常完善的和平资料馆，日本亚细亚历史资料中心的档案文献在网上公开，供国内外学者无偿利用。相较而言，我国相关档案、资料机构的开放程度远远不够。他举例自己曾遇到过一个档案官员，说过一句“日本人来，绝对不让他看”的话，并因此感慨，“我们有责任改变这种风向，应尽快建立中国版的‘亚细亚历史资料中心’。”

另一方面，他提及现有研究人员一般更重视现有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运用，而往往忽视实证性研究，较少走出图书馆和书斋，深入民间、走向田野，去抢救、挖掘、保护、整理和运用更为真实、也更有说服力的实证性资料。所以他提出要将微观历史学和宏观历史学结合起来，特别是实证研究，要花大力气进行调查。

抗战遗址亟须保护

苏智良在会上介绍，近年来我国重要的抗战遗址保护取得一定进展，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扩建、抗战胜利馆的建设、黑龙江哈尔滨的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陈列馆的扩建等。但同时，更多的抗战遗址和日军暴行遗址正在消失。他举例，沈阳的北大营消失了，冀中地道战的遗址遭受很大破坏，娘子关、阳明堡等也都已埋没在荒野之中了。

“时至今日，这些遗址几乎被破坏殆尽。”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抗日烈士的墓地长期无人管理，目前已破败不堪。苏智良提到联合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已设立了“警示性文化遗产”这一门类，奥斯维辛集中营早已是警示性文化遗产了，珍珠港是文化遗产了，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地也是文化遗产了；

而“作为东方最大受害国的中国，作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化学战、强制劳工等暴行最惨的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苏智良说：“抗战遗址再这么毁坏下去，我们拿什么纪念抗战？这是对前人和后人的犯罪。”最后，苏智良提及抗战题材的艺术作品应追求真实。有的“抗战神剧”出现了过度娱乐化的现象，甚至“令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by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