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州增城新塘事件的思考

豆钉ING

在超市门口摆地摊的孕妇王联梅因为与治安队发生冲突，成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王联梅与治安员有一定的肢体冲突，这一点可以确认；但冲突是否导致了王联梅以及她的胎儿收到了损伤，则有待商榷。在中国很多冲突环境中，施暴方与受虐方往往都是这个社会环境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而在面对事件的原貌时，也很难判断真正的诚信和公道。

谣言在这个事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王联梅的“走鬼”和孕妇身份，使得她在面对治安员、城管、警察的时候，具有类似北大女学生一样的敏感身份。只需要提供这样一组主宾关系，舆论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定受虐者与施暴者的身份，而情节也自然可以从千篇一律的暴行中得以复刻。王联梅怀孕了、挨打了、送上救护车了，这一系列容易传播的语言符号留给传播者极大的创作空间。送上救护车的王联梅在一段时间内从社区中消失，又留给谣言极大的酝酿空间。

仅提供主宾关系就能创作事实的情况，说明不公正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共识。而身份决定不公正的命运，则说明在中国环境下，人们的分类、分层已经形成；且群见、层见的冲突已经获得公认。谣言是一种抗议，但细致分析起来，会发现多数政治性的谣言，都具有极强的政治动员性。政治性的谣言从来不想止于谣言，它需要突破单纯的传播尺度，成为政治运动的号角。

抗议自上周五傍晚开始，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即演变成为骚乱。借用微博里看到的一个观点，定义为骚乱的原因，是暴力行为已经不限于针对政府机关和权力机构，而是一定程度上无差别地损害普通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这与美国洛杉矶黑人骚乱有一定的相似性。

国内媒体无法报道，国际媒体难以深入，让所有的报道和消息显得过于肤浅，触及不到正在作用的各种深层次力量。事件的性质恶化如此之快，除了谣言本身的催化作用，还必然存在各种势力的组织化作用。当地政府、当地居民、当地各个籍贯务工者等各种身份交错存在，并传言不断有附近川籍务工者前往加入，一时间让人很难判断事件的始作俑者。

当然，这次事件与洛杉矶黑人骚乱事件类似，作为口号的仍然是人的基本自然属性，这些特征在谣言传播中被逐步强化。种族、血缘、籍贯等，作为组织运动不失为最好的手段，即便是孙中山和共产党都多次使用它们。人们无法改变这些自己的属性，因此更容易听令于基于这种属性的宣导。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具有明确的身份标识，内部的差异性减弱；敌对方的内部差异性则几乎不可见，所有符合敌人特征的人或物，均会被无差别地对待。

可以说，这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非常危险的。

谣言无法终止，即便政府多次辟谣，但政府已经毫无公信力可言。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活跃的，是来自于香港和新加坡的一些华文媒体。我们现在知道军警均已经介入，逮捕行动也已经小范围执行，但是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还没有发生。总的来说，现在还没有进入最糟糕的时段。以目前能得到的非常粗浅的消息看，情节仍然没有缓和的趋势。

我想引用联合早报报到中的一段话：近期，中国先后已发生多起暴力公共事件，仅在近三天内，就发生锦湖轮胎罢工、湖南省耒阳市黄市镇派出所爆炸事件、湖北利川百姓围攻政府、郑州市公安局爆炸案、绍兴杨汛桥铅中毒事件、山东德州市公安局起大火、央视女遭割鼻、天津市政府爆炸、广东潮州事件和广州新塘事件等，其中潮州事件也是川籍务工人员与当地企业主和政府的大规模冲突事件。

从目前的暴力冲突情况看，可以发现这些冲突的背后都有中国社会现在根深蒂固的矛盾。但我不能同意这是一种类似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矛盾，也不认为在中国形成了完整的阶级。这种对抗是碎片式的，对抗的双方也是割裂的。即便所有的事件都指向着权力方，他们的抗争内容也是完全不同的。

我认为这种对抗更类似于群体与群体间的矛盾，阶级的概念无法涵盖这些群体，阶级间的矛盾也不等同群体间的矛盾。对于反抗方而言，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种诉求是如此零散而短线，以至于我仍然怀疑在这个国家中组织起有效的全面反抗力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