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无奈：国民党从严治党为何无法遏制全面腐败？

罗超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晚期，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就迅速出现普遍而严重的腐败现象。蒋介石在1927年说，现在的党员既不为原则也不为民众奋斗，不少军官和政客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追求他们自己升官发财的贪欲得到满足；他还说：“这样的人为数甚多。”到1930年，他承认党员、官僚的贪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多次斥责腐败现象造成的恶劣影响：“增加杂税没有止境，贪污和敲诈已是司空见惯的行为，政府因此变得腐败。”

国民党的其他官员对于腐败问题也有从各种角度思考的，老国民党员萨孟武先生在1928年说：“我们党的队伍每到一地，通常是无休止地吸收党员，许多贪官和奸绅把入党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党的分部因此而腐化，以致有能力的人不想入党。”关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蒋廷黻在1935年说的这句话是极其深刻的：党的威信是如此之低，以至“国民党员都为当众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难为情”。这对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来说，是何等难堪的事情！

对这种现象，美国学者易劳逸教授着重分析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旧官僚、旧军阀因政权易帜而大量混进党内并位居要职。他们既然是以实力为资本投机革命，就必然要以权谋私；二是清党运动，它不仅清除了异党，而且连国民党内部一些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也清洗出去，因而党内失去了持有正直理想的力量。应该说，他分析得很对，然而还不够全面。

比如，许多旧官僚混进新政权而导致腐败固然是事实，但是国民党队伍内部因“打下江山”而产生的腐败更为严重，而且还喜欢把自身的腐败说成是被别人“腐蚀”所致。另外还应该补充的是，辛亥革命后十多年间形成的言论自由氛围在国民党执政后受到很大挤压，这是贪官污吏敢于胡作非为的重要原因。

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对于腐败会“亡党”的警惕性可能比任何人都高，而且他敢于举起惩戒的大棒。1931年建立了监察院，到1937年它处理的案件中涉及官员69500人。然而由于它没有实权，最后只收到对1800人的起诉书，只有极少数是高级官员。蒋介石也会大开杀戒，在1934年亲自下令将七名贪污的官吏立即枪毙，但是他的处置是有选择的，而且他容忍那些最亲密的谋士和家族成员的贪污行为。很明显，国民党反腐败依赖最高层的威权，而不是依靠社会转型。

蓝衣社的崛起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群青年人经常热切地讨论党的腐败、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为首的是何应钦的秘书刘健群。他在1931年写了一份题为《对改革国民党的一点意见》的长达87页的报告，认为国民党不仅脱离了群众，而且变成了军阀和官僚政客争权夺利和争夺贿赂成果的一个竞技场，已经不能依靠清除腐败党员和重组现有的党就可以得到复兴。

他主张在国民党内部重新建立一个道德上绝对纯洁和富有牺牲精神的精英组织，同时极力推崇威权型的领袖人物。这份报告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兴趣，他要求一个忠实于他的青年军官小组与刘健群具体商讨建立相关事宜。1932年3、4月间，一个日后以“蓝衣社”著称的国民党组织秘密成立了。

蓝衣社对于国民党的“治党”，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其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大约是在1935年，蒋介石在对蓝衣社的演讲中说：“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蒋氏认为近几十年徒劳无益地沉浸于提倡民主和自由思想，结果陷落在一种混乱和无可救药的状态。

因此蓝衣社成员“特别憎恶自五四以后毒害了中国人心灵的自由主义概念”。他们甚至要从日常生活中找出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危害。与反对自由主义相伴随的是不遗余力地鼓吹服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鼓吹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更奇特的是，它甚至提倡重要经济领域必须由国家企业经营，提倡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农庄，这与苏联的影响不无关系。为了达到这些意识形态目的，蓝衣社提出了一套文化**纲领，具体而言：图书出版业完全国有化；教育政策要符合文化改造的需要，实行国家化、军事化、生产化。开展于1933年底至1934年初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蓝衣社带来的最直接影响。

尤其值得研究的是，以反腐败和从严治党起家的蓝衣社最终成为一个特务组织，蓝衣社的纲领中把清洗腐败官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以特务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必有什么顾虑的。康泽的别动队在江西期间比较成功地获得当地老百姓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短期内调查和审判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官僚的腐败案件和豪强劣绅的劣迹。

罗超

“治党”与“党治”

意大利政治学者萨托利认为，所谓“政党”的真谛是“作为部分的政党”而不是“作为整体”，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政党的时候，政党在本质上就不存在了。让政党成为政党，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回归常识。从这个角度看国民党的“治党”与“党治”，可以更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众所周知，所谓“党治”，就是以实质上的一党制管治国家。

国民党以“治党”维持“党治”，以为从严治党就能彻底解决党的腐败问题。1948年7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提出改造党务，“中央常务委员会”着手起草党务改造方案。国民党政权在迁台后，治党工作的重点是继续改造党务。1950年7月，“中常委”通过党改造案；8月5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以陈诚、张其昀、蒋经国等16人为委员，开展党务改造工作。

其主要内容有：确定国民党的属性为革命民主政党、党员重新登记、在中央党部以下建立各级党部、党内派系以陈诚系和蒋经国系为主导等。1952年10月，党务改造工作完成，国民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继续加强对社会的党治控制，1960年发生的雷震案件，就反映出国民党党治严苛的高压局面。

从“党治”到“法治”

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其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有法律或是否依法办事，而在于是否让法律具有所有个人和党派都不得超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否使政府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是否让所有冲突（包括政治冲突）都在法律框架下解决。这是关于法治的常识。另外，谈法治离不开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保障自由是法治的根本宗旨，而法治则是自由的基石。这也是法治的基本常识。

国民党关于“党治”与“法治”的真实心态从它对律师行业的态度就可见一斑。自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就一直力图将律师置于“党部指导”之下，以催迫律师加入国民党为手段实行“党治”。1930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试图通过要求上海律师公会重新办理申请和登记注册手续，达到对律师行业实行政治控制的“党治”目的。

雷震在晚年把自己经历的言祸、党狱与自己从事的制宪联系起来，在“法治”宪政的原则下看待国民党的“党治”。他认为台湾当局“今天徒有宪政之虚名，而却无宪政之实际，人权无保障，特务则横行，人民就惴惴不安了。红帽子满天飞，叛乱叛国之罪任意加，随时随地都会被捕坐牢的”。

究其原因，是“独裁政治所留下来的流毒，使统治者，包括统治阶层和当权派在内，根本不相信宪法政治和民主政治，故不愿意受到外来的束缚。就是说，这些握有兵权和武力的统治者，及其依附、寄生的阶层，他们满脑子里都是权力欲和利益欲，一切可以为所欲为，而不愿意受到法治主义的种种限制和束缚，盖立宪政治必须以法治主义为其前提也。

……他们——这些打下江山的统治者，在下意识里，也可以说是基本观念里，总以为自己是在法律之上，不仅是君临万民之上而已！这些独裁者，总认为法律也者，只不过是用来治理人民，维持社会秩序而制定出来的工具耳，他们——独裁者自己则不必受到法律的管辖，自然用不着受到法律的拘束。”

很显然，国民党的治党失败与冥顽不化地坚持“党治”大有干系。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核心问题：一是以维护江山之名维护国民党特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二是对民主的假拥护、真抵制的态度。在蒋介石看来，雷震的组党行动直接越过了蒋氏坚持“党治”的底线，而《自由中国》办刊以来很多言论都使他恼恨不已，因而亲自下令判雷震十年刑期。

罗超

国民党的自我改造

国民党最后从党治走向法治的历史过程包含几个关键因素。一是“党外”概念，它源于台湾地方选举中出现的反对派候选人。在地方选举过程中，不少参选的无党籍人士对国民党的“党治”国策提出批评。这批党外人士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被传媒泛称之为“党外”，有了1978年的党外人士助选团、1981年的党外推荐团、1983年的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1984年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等，党外运动全面形成。

二是国民党内部的革新勇气与实践。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政治革新”，4月份蒋经国成立了一个十二人委员会，研究废除戒严法和党禁，提出与党外人士沟通会谈，国民党迈向合法的政党政治的路向已经比较清晰。

三是蒋经国关于执政党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而变的思想和行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1987年解严以前，最重要的政党事件是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圆山饭店突然宣布成立。对于民进党的成立，国民党能以比较沉着、理性的态度面对。蒋经国说：“要适应这些变局，执政党必须采取新的方法来迎接这场民主革命，也才能与历史潮流接轨。”

在中常会上，蒋经国指示研制“政治革新”方案，表达了三点意见：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第二，推动“全面政治民主”，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第三，两岸统一。这些意见可以看作是国民党从“治党”走向取消“党治”进而实现法治的缩影。当蒋经国坚定地推进“解严”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的强硬派表示质疑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