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创业风起云涌争夺话语权 不满传统媒体诸多限制

小辉

中国媒体人从记者、编辑变为商人，进入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领域，自行创业；利用微信公众账号等平台发布内容与政经分析，让读者或客户订阅；既跟资本博弈，也跟政治周旋，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要夺回被压缩了的话语权。刚刚过去的二零一四年，正式成为中国媒体业从旧到新、经历震盪、发生剧变的「元年」。

不同于二零一三年引爆舆论场、并且影响到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南週新年献词」等事件，二零一四年整个媒体业并未出现爆炸式的公共舆论，然而冰面之下，暗流涌动——两个趋势同时发生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知名评论家宋志标评价二零一四年中国媒体业，「政权的力量在自觉介入，主动强化存在，提升整体控制」。北京大学新闻教授胡泳则对亚洲週刊判断，「调查记者可能会存在一个断档期」。

最新的公开数据也在证实这一判断——中国媒体界首屈一指的南方报业集团，去年离职记者编辑逾二百人。而与此同时的另一个趋势，则是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媒体人跳出传统的体制内媒体，进入互联网和新媒体领域，进行创业尝试，从「记者」变为「商人」。他们各自组建团队，仍然试图保持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怀，但已经面临全新的「战国」——不仅要和无处不在的政治管控周旋，也要和资本市场谈判，以期在动盪巨变中，存活壮大。

因为二零一三年《南方週末》「新年献词」事件，《南週》资深记者陈鸣决定离开。《南週》部分领导在此事件中的作为让他极为愤怒。他感到自己被欺骗，并认为《南週》对不起那些声援的社会人士。在转投北京《博客天下》杂志以后，借助微信公众账号新媒体平台的兴起，他做起个人微信公号「滤镜菲林」——由成像器材构成的账号名字，却与照相并无关係。这成为他开始新媒体实验的初次尝试。

微信公众账号是由腾讯公司在二零一二年推出的移动互联网订阅服务，用户可通过腾讯公司的通信软件微信（wechat）订阅，也可以自行创建微信公众号。而微信公众号可以给订阅用户推送文字、视频、图片等内容。两年来，这项服务已经大大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与观看习惯。

彼时，陈鸣的个人账号仍然关注每日的新闻热点，几个月的时间，初次尝试为陈鸣带来了两万多订阅用户。由于在《博客天下》杂志担任助理主编，陈鸣为这本杂志开发了新的栏目「咋整」（怎麽办的口语化表达）——英文名为「how to」，并为此组建团队。该团队的大部分人成为后来陈鸣跳出传统媒体创业的基础。

「咋整赶上了好时候，而且在那时，这款产品是一个全新的形态。面对新闻事件，它不告诉你what和why，直接告诉你该怎麽做。」陈鸣对亚洲週刊解释。「咋整」的口号是「新闻怪咖，生活助手」，定位于此，陈鸣和他的团队每天筛选网络热点，确定选题后进行头脑风暴的讨论，而后撰写图文内容。这些搞怪诙谐的内容迅速引来大量「粉丝」，三个月时间内，咋整的订阅量已经高达十五万;

这也给咋整带来了商业变现的可能——不仅是植入广告，商业订製也被咋整团队用搞怪的方式推送，效果明显。「到我离开咋整时，我们已经挣了三百多万人民币（约五十多万美元）」，陈鸣说。然而，传统媒体的管控无处不在。在回顾离开「咋整」的缘由时，陈鸣不愿自己如同「怨妇」。在访问中，他含蓄地表达了对老东家派来新主管，试图控制咋整团队的不满。

不满传统媒体诸多限制

在作为传统媒体人的最后一年内，陈鸣持续试水新媒体。最终仍然因为传统媒体的诸多限制，他决定跳出来创业。这位曾经的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在二零一四年正式成为一名商人。「以前相当于在八仙桌上打太极，死活不出来，但其实，未必需要这样，明明你到空地上也能打。非要在那里打，拗在那里杠上了。那里限制太多，也没有必要，改变社会有无数种方法，经商也能改变世界。」陈鸣说。

而这一次的创业，虽然仍在新媒体这一个他擅长的领域，但却与「新闻」几乎再无关係。他与另外两位前知名媒体人马一木、王左中右组建了「短裤视频」公司，担任coo（首席运营官），并且带走了在「咋整」的几乎全部成员——陈鸣是八五后，而他在北京的团队则几乎全是九十后。

这个团队提供趣味性的原创短视频，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便把「短裤视频」的微信公众账号迅速做到了二十万订阅用户。陈鸣自信声称，这远不是短裤的目标，「微信只是做着玩，我们练手用的」。目前，短裤团队正在开发短裤视频的app（手机软体），并且在与来自中国国内和华尔街的大资本谈融资计划，前景可期。

「在我们这一代人，八十后身上有更强烈的特质，就是不想跟你过平庸的一生，人家就要迎接大风，来一个狗啃泥，就是要跳崖。马一木说，我们要在摔死前，造出一架飞机来。」陈鸣说。然而，「跳崖」的很显然不止八十后。一些中生代知名媒体人也选择了离开传统媒体，试水新媒体。陈鸣更关注「好玩」，「在我大学毕业时，做调查记者是最好玩的事情，而现在，去创业是最好玩的事情」。 而和年龄差距同样明显的，是创业的关注点。

七十后的中生代媒体人黄章晋所带领团队创办的新媒体——「大象公会」——正在尝试一件艰难的事情，把严肃的内容搬到新媒体上来，在一衆追求好玩的新媒体中反向而行，独树一帜。黄章晋多年担任知名政经刊物《凤凰週刊》执行主编，长久以来，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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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底，他带着十来个知识人组建团队「大象公会」，口号是——「知识，见识，见闻。最好的饭桌谈资，知道分子的进修基地」。在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大象公会选择推送信息量巨大的长文章；在娱乐至死的大背景里，大象公会选择正襟危坐地讲述严肃的知识……这一切，都让他的创业路径显得不合时宜。

但一年过后，至少在内容上，大象公会已经获得了大量高质量读者的认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大象公会在北京召开了一週年读者见面会。此时黄章晋公布了订阅人数——高达三十二万的订阅用户，让这个小衆的新媒体超过了许多娱乐性账号。大象公会团队此前一年的精选作品也已经结集成《来到地球第一天》一书，正式出版，知名学者刘瑜为之作序，她盛讚大象公会对知识的探寻，因为「在一个公共生活萎缩的世界里，求知是保全自我的工程」。

黄章晋团队擅长社科类知识的考证，这也是大象公会生产类型最多的文章——在意识形态管控高度紧张的如今中国，大象公会当然需要如履薄冰。但各种有趣而深入的角度，也总为其打开出其不意的局面。不能直接解构中共领袖，大象公会就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髮型、牙齿、喜欢穿至很高的「抹胸裤」、政治性的题词等角度分析，为读者引介知识的同时，也揭示其背后的权力逻辑……甚至在讨论「字如其人」的笔迹学鑑定等专业问题上，大象公会都不忘明褒暗贬毛泽东之孙毛新宇——这位共和国少将以写字差劲而闻名。

切入尖锐的新疆问题

然而并非每一次，黄章晋都能沉得住气，进而与体制周旋。黄章晋对新疆民族问题有深刻见解，与原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互相尊敬，在因为零九年新疆七五事件发生，伊力哈木被当局带走以后，他曾撰写《再见，伊力哈木》上下两篇长文，引起知识界对民族政策的巨大反响。

在二零一四年年初，伊力哈木再度被捕时，黄章晋在大象公会的公共平台上直接刊发相关文章。引起舆论剧烈反响的同时，文章被迅速删除，大象公会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在不久后被腾讯官方暂时关停。团队不得不从这次风波中汲取教训，在大象公会「复活」以后，黄章晋对媒体坦言，此后将更加小心地处理选题内容。

本质上，黄章晋仍然是传统的自由知识分子，而不像一个闷声创业的商人。在此以后，他仍然关注中国官方压制的敏感事件——浙江温州强拆教堂十字架风暴，并且迂迴在大象公会上刊发了《中国宗教为什麽热》等文章。面对舆论管制的无奈，大象公会一位成员曾坦言﹕「我和教官（黄章晋）经常感慨，我们为什麽不是港媒啊。」

「其实整个华文媒体圈，都没有一个真正好的环境」，对于华文媒体界，黄章晋显得更为悲观，但这并不妨碍大象公会的大胆尝试。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大象公会目前仍然没有找到好的商业模式——他的啓动资金主要来自黄章晋好友、大陆社交软件陌陌的创始人唐岩。这家软件公司去年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市值一度高达三十亿美元。

「大象公会目前就是在撕钱。」黄章晋坦言。但团队也正在寻求新的方式，据亚洲週刊了解，大象公会团队正在开发新的产品，组建新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这或许有望成为变现的途径。北大新闻教授胡泳评价﹕「大象公会或许不能盈利，但黄章晋在开发新的产品，来养活大象公会。这样也未尝不可以。」

绕过体制规限做时政

与大象公会类似的严肃政经类新媒体是「智谷趋势」。这家位于广州的创业公司由原《南方週末》编委邓科创办——作为七十后，邓科在初入不惑之年时，决定创业。他是国内顶尖的时政记者和编辑，也是《南方週末》时局版的创始人之一。对于创业的原因，邓科解释﹕「我出来创业，首先跟媒体的大趋势有关，传统媒体的下行趋势时很清晰的。第二，体制内的媒体效率太低，大量的精力花在跟老总的博弈之中。」要绕过体制的捆绑，创业成为必然的选择。

邓科的创业路径与黄章晋有类似之处，同样延续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邓科的团队绕过体制，继续做时政内容。「时政始终是新闻业的一颗明珠，但是在中国，这一颗明珠还没得到充分开发」，邓科告诉亚洲週刊。由于中国政治具有密室特徵，外人往往很难一窥全豹，关于中国时政的报道，通常来自记者的个人政治关係网，或者来自高层刻意扩散到海外的「放料」，但智谷趋势的研究方法，并不属于上面任何一种。

直接挂鈎中国政治，这让智谷趋势一经诞生，便与中国风险最高的事情联繫。邓科团队降低风险的方法是﹕「我们不触及直接的意识形态领域，而是挖掘分析公开数据，通过分析政治为用户提供经济的决策，落脚点还是在经济，这样能够规避政治风险。」智谷趋势团队有雄心勃勃的志向，因为「蒙着面纱的中国政治其实是可观测、可预测的」。

智谷趋势主笔元淦恭在《高层动向观察模型》一文中解释了原因﹕「对影响经济的政治行为，可以建立一套基于趋势分析和数据挖掘的观察、预测系统。这套系统包含诸多要素，传统判断力和现代量化分析能力不可或缺，经过专业化的程序处理，可达到应用级程度。」在智谷趋势看来，通过对长时段公开数据的搜集、判断、比对和统计，是目前判断中国政经最有效的一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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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这是迫于无奈的一种方式，因为中国的政治是不透明的。其次，如果在中国，分析政策时亮出鲜明的观点，就很容易遭到封杀，所以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邓科说。借此方法，智谷趋势甫一出现，就备受关注——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初生的智谷趋势发布第一篇文章《哪些影响三中全会的报告》，正好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发布。因为这次号称二十年来改革力度最大的会议，受衆彼时对信息的需求非常旺盛，传统媒体的浮泛解读显然并不能让读者满意。

智谷趋势关于三中全会的系列观测文章传播甚衆，也因此迅速积累了第一批订阅者。至此以后，智谷趋势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做了《常委喜欢去哪儿》的政经报告，这成为二零一四年诸多传统媒体和门户新闻网站效彷的方法。在香港佔中运动发生前后，智谷趋势深谙权力的逻辑，并未直接谈论佔中——但一篇名为《二零一七，香港沦为「二线」城市？》的文章，则为美国顶级战略研究刊物《外交政策》所引用。

由于坚持「基于公开信息进行分析」，迄今为止，「智谷趋势」仍然相对稳健地运营，并未出现类似大象公会被封号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由前媒体记者、智库成员组成的十人团队已经获得了十七馀万订阅读者。与大象公会的「撕钱」不同，网络上的品牌形象已经有实际的商业利益。

在线下，智谷趋势为《南方週末》等媒体製作订製文章，并且给埃森哲、联想、新浪、数家房地产机构等大型公司做谘询服务。这些大型机构的慕名而来，均来自于智谷趋势新媒体平台的成功——这看上去是一个实现商业变现的途径，邓科对亚洲週刊预计，到二零一五年春节时，智谷趋势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达至盈亏平衡，「这比我创业时的预期要快」。

作为创始人，邓科仍然看好智谷趋势的前景，并且智谷趋势团队也在开发新的产品，希望能找到一条更新的道路。然而现实的问题可能是，智谷趋势团队的人员配置，相比于其他大型智库和谘询公司，确实仍存在不少劣势，团队人员的流动性仍然较高，而一个可持续的新型商业模式仍在探索之中，这让它的创业前景充满了变数和未知。

如果说更多的前媒体人仍在「战国」中披荆斩棘，寻求可持续的商业道路，有人已经提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上海前媒体人徐达内可能是转型最成功的之一。一九九七年复旦大学毕业后，他在上海《文汇报》工作六年，零三年与现任澎湃新闻ceo邱兵等人合办了《东方早报》，并担任主编助理。而后，他受邀为ft中文网撰写专栏「媒体札记」，这个风格独特的专栏让他广为人知。

迄今为止，他已经拥有三个运行出色的团队，各司其职，各有特色。比起其他「跳崖」者们，徐达内是业已成熟的成功商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定位」，他说。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徐达内以一己之力，在北京朝阳区一家豪华酒店举办了规模气派的「二零一四新媒体高峰论坛」，并且邀请到数十位学界、业界和商界的诸多大人物出席，甚至连中共网信办的官员也出席该次会议。「所有的钱都是我自己拉的，但花了多少钱，这个不能说，是商业秘密」，徐达内笑道。

早在二零零四年，徐达内就进入了新媒体的创业领域——他创办了eg365公司，专门为新闻媒体、商业机构提供数据可视化服务，在中国大陆地区最早引进info graphic、video、interactive等信息可视化解决方桉。《南方週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机构都採用eg365的产品，这给徐达内带来持续的盈利收入。「这家公司的盈利方式很简单，就是设计服务付费收钱，我们是国内最早的数据可视化，到现在，国内info graphic都是我们的标准」，徐达内说。

然而，徐达内在媒体界的巨大声誉却大部分来自ft中文网的「媒体札记」专栏——在媒体札记中，他记录重庆李庄桉的媒体生态，总结王立军薄熙来的事件动向，梳理周永康落马传闻的各路消息，除了全面的事件和报道总结，突出的文笔和偶露峥嵘的犀利判断，也成为媒体札记的最大特点。

由于广受读者喜爱，在一年前，徐达内把该专栏做成了一个名为「徐达内小报」的软件，在ios和android平台均提供下载。用户下载后，需要付费订阅半年或者一年，最初收费为五十元。正是这次试验，让徐达内小报寥寥几人的团队，一年内收穫了两百馀万元的订阅费。到二零一四年，徐达内小报再次改版，并且大幅度提升了原有收费，年费上升到二百五十元。

「我从来没想过用徐达内小报赚钱，它能够维持媒体札记团队的运作就好」，徐达内说。目前，由于徐达内创立了第三家公司——上海看榜信息有限公司，专事经营新媒体排行榜，这让他花费极大精力，投入到这个新生的团队中。也因此，徐达内已不能再继续亲自撰写媒体札记，而是把撰稿任务交给了自己组建的写作团队。

从行文风格上，新的写手仍然试图保持徐达内亦庄亦谐的风格，但来自读者的不满仍然存在。在媒体札记读者的互联网微社区里，一些读者开始留言抱怨，「现在的媒体札记没有以前的判断力了」，另一些则认为，现在的媒体札记「不值二百五十块一年」。面对记者，徐达内难掩无奈﹕「现在的团队很努力，而且也在逐渐的进步，媒体札记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希望把新媒体排行榜的事情理清楚以后，如果有机会，多点精力投入到媒体札记里。」

而徐达内最新建立的团队所忙的事业，便是给中国的新媒体做排行榜，这也得益于多年来徐达内做数据可视化的积淀，也迅速抢佔了这一垂直领域的制高点。「做排行榜是中国最古老的生意之一，微信订阅号出来以后，我赶紧问技术，技术说这事可以做，因为本身有储备，别人可能也想做，但他们没储备，我们有数据发掘的团队」，徐达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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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藉自己的人脉优势，徐达内同时组建了堪称豪华的阵容来担当新公司的顾问团队——这些顾问来自学界与业界，「应该是中国最好的顾问团队」。作为商人的徐达内相当忙碌，开完新媒体峰会的第二天，他便从北京匆匆赶回上海，这导致亚洲週刊的整个採访不得不在开往火车站的计程车上完成。他坦言，仍然会怀念专心写媒体札记的日子。但是，很明显，这份怀旧的情怀，比不上商业带来的价值。

新媒体创业至少垮一半

二零一四年，传统市场化媒体——如南方报系等佼佼者已被压至几番凋零，国家资本强势进入澎湃等新型党媒，媒体格局已然迥异，传统媒体人的失落已成必然之势。然而中国市场的高度开放，也正在为原来在传统媒体中的出色媒体人提供了新的可能，儘管这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徐达内和陈鸣都认为，再过一年，现在的新媒体创业者至少会死掉一半。

徐达内则对智谷趋势和大象公会目前的商业模式表达了忧虑﹕「从我个人而言，物伤其类，我是希望智谷趋势和大象公会的优质内容获得它们应有的价值，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更有尊严。但老实说，我还没法为它们设想一个较好的可持续模式。」「很多情况下，大家出来太仓促，或者说没有完全想通。我并不认为大部分媒体人做好了准备。举个简单例子，我们最近在谈融资，ceo马一木天天在外面跑，我陪他出去见了一两家，那种感觉就是挥拳打空气一样，偶尔才能够打到沙袋」，陈鸣说。

然而在与一位老《南週》同事聊天后，陈鸣觉得，「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好事」。这位前《南週》编辑辞职加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全新的工作环境让他对陈鸣的选择有了新的理解。「他明白，原来吸引人的是一种变化、可能性、想像力和冒险。如果以前在《南週》写一篇好的报道，带给我的成就感是一百分，现在我的工作，是一万分，即便我最后失败了」，陈鸣说。

对于这一批优秀媒体人前路未卜的创业，胡泳教授如此看待﹕「创业是这样的——你开始想做什麽，和你最后做成了什麽，实际上差别很大。开始你可能只是想抱着一个东西来做，但是你真正创业以后，你可能会碰壁，可能会找到新的模式，而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千变万化、因人而异的。」二零一四年，一批中国媒体人选择了集体「跳崖」，无论是否想明白，都已经没有回头路。重要的是时代正在剧烈摇晃，而传统媒体的经验早已不再适用。比起陪葬传统媒体业，他们更愿意选择「跳崖」，而剧变时代的典型徵候，正在召唤新的范式。(by《亚洲周刊》2015年2月8日 第29卷 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