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外来工流泪的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6.11暴乱事件

正果放牛叔

因为一对怀有身孕的川籍夫妻在广州增城遭到城管的粗暴对待，进而演化成为一场民众与官方对峙的恶性暴力事件，使得默默无闻的广州增城一夜之间闻名海内外。其实，此前广州增城就已经小有名气——增城之下的新塘为世界牛仔裤之都，全球每三条牛仔裤中，就有一条出自新塘。

由于经济的凋敝，来新塘打工的多数川籍民工依靠打工收入已经无法维持最低生存，不得已打工之后还得流落街头般摆摊。他们不偷不盗不抢不贪，只是凭借自己唯一的本钱，劳动力和时间，希望在打工之余还能够略略增加些许收入，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但是他们的希望和努力，因为当地治安队的歧视性压迫而破灭。

一个身怀8个月的孕妇，不在家里保养，却要在街头摆摊求生，这已经是一个人的最低生存线。然而，崛起的盛世中国却不允许他们已经够卑微的生存方式。从上到下，由一级一级政府组成的强势团伙，到了社会最底层，那些本来也是底层的烂仔治安队员，冲到了第一线，扮演了官方强势代言人角色，他们对川籍民工向来敲诈勒索，倚强凌弱，最终由于此次压迫太甚，由此点燃积怨怒火，酿成又一次官民对峙的暴力事件！

当今中国，层出不穷的群体性暴力事件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在此次事件中，却有了自己的特色。一方面，部分"有心人"他们竭力弱化此次事件的官民对立，误导公众，将其歪曲为川籍民工与当地族群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采取拉拢威逼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离间民工的团结，许以高达5000元的告密出卖费让民工自己分化。此次新塘事件与以往群体事件不同之处，还在于官方的种种姿态让人不寒而栗。一是事件中曾经有治保主任对烂仔队队员说“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一个50万！”从这恶狠狠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待底层无助者的仇视心态到了何等丧心病狂的地步；

在官方看来，此次新塘暴力事件，作为当地村，镇，市各级政府丝毫没有任何责任，没有过失，反倒是屡遭迫害的民工无理闹事，蓄意滋事。总之，就是刁民滋事，破坏和谐安定局面，故此才需要对其绝不手软。几年前，在处理贵州瓮安事件中，我们还能看到官方的检讨和良性善后处理。但此次新塘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反。他们绝口不提政府工作中的种种失误乃至公权滥用，除了恶狠狠文革式镇压语言，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

诸如新塘一类群体性暴力事件为何接二连三？为何此起彼伏？真正原因何在？想必许多人都是心照不宣，心知肚明。包括高官在内，他们之所以不愿捅破那层薄纸，或许仅仅是为了制造一个假象，麻痹自己，欺骗他人。放眼当今中国，群体性暴力事件不断增多，有增无减。当局在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上，除了一味的倚仗武力，派出武警镇压，似乎再也没有其他渠道。一旦哪里有风吹草动，动辄派出成千上万的武警前往弹压。殊不知，弹压过后，民众感想几何。

其他群体性事件暂且不说，就此次新塘事件而言，实在是把民工逼到一个不能再退的逼仄之地，忍无可忍的民工除了抱团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再也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所谓的工会，农会，一个也没有。农民工们已经是逼上梁山，无路可走。但当局眼里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两者之间为何差距这么大？

自从1949年起，中国社会就被人为的固化为二元社会。原本差别不大的人群被强制性的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大部分。城市里的人们享受着种种农村里不能享受的各种福利，农民被劳劳的划地为牢，如同囚犯被囚禁在人民公社里，没有任何迁徙流动的自由。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农民们才有了外出打工的自由。但是农民工无论怎样在城市流汗流泪，城市始终不属于他们，他们除了无怨无悔的干着城市人不愿干的脏险差苦累的工作，再也难有其他选择。

其实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要求非常低，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个窝棚栖居，有一点微薄的收入，他们就别无所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我们的盛世大国却不能满足。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上千上亿的非洲外债可以轻易免掉，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贪官携巨款外逃，我们有许许多多纳税人的钱去忽悠红歌，可就是没有力量来保护我们卑微的农民兄弟。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这个政权究竟是保护谁的政权？

前不久我们还听说四川民工在广东讨要薪酬，竟然被黑心的厂主抽去脚筋的残忍事例。作为川人，我们不禁要为我们的农民工哭泣流泪。如果不是为了生活稍微得到改善，我们的父老乡亲何至于远走他乡，舍弃亲人，在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之地苦苦挣扎？增城，一个远离四川的沿海省份小城，那里原本或许就不属于四川民工。只为了讨生活，我们的民工兄弟无奈的离别家乡，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最后却落得如此结局。这不仅仅是川人的悲哀，也是广东人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